《纽约时报》刊登中国高知父子文章：我为何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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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资深媒体人董郁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两周后，董郁玉的儿子董一夫，又写了一篇《我要去美国读大学》，回应父亲之前的文章。

父亲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曾任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现任《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董郁玉的儿子名为董一夫，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曾任耶鲁大学《中美通》（China Hands）杂志执行主编。

一个是留学生家长，一位是留学生，这对父子，分别从旁观者和亲历者的角度，对于为何要前往美国留学，中外教育的根本差异在哪里，为何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选择了留学这条路这几个问题，分享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董郁玉:“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在《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中，父亲董郁玉首先说到了现在出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是多么庞大的一个群体：一份有120多人的高中生毕业名单中，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的姓氏，竟有近70人。接着，他又分享了自己陪同儿子去香港参加SAT考试时，在机场看到“黑压压的来自大陆的考生”时的场景：

“在我领儿子回国四年后，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儿子参加了SAT（美国本科入学考试） Ⅰ和SAT Ⅱ的考试。我虽然清楚此道不孤，也听说过大陆参加SAT考试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满后，又开始去占据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考位。但是，当我领着儿子赴港，在机场、酒店和考场，看到黑压压的来自大陆的考生时，还是被这样的庞大阵势所震撼。”董郁玉说，“我领着儿子，但没有在中国的教育‘神殿’前跪下，以拜上最后一拜——我们用脚选择了逃避。”

这位父亲回顾了自己儿子读初中、高中的历程，还举了儿子身边出国读书的同学的例子：“还在初二，我儿子班级中就开始有人出国去读中学了。刚升入高中，儿子所在学校曾借开家长会之机，统计有多少学生想在三年后弃考中国大学而直赴国外读大学，结果当时有100多名家长表达了这种意向，大体占整个年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我儿子在上初中时，成绩稳定在其班级前列的头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绩升入本校高中。这四个人全部选择了出国读大学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申请进入了美国一所著名私立高中。这四人之外，还有一位同样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长明显的学生，也被新泽西一所私立高中录取。我儿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国外大学。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在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学生被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国就读高中，在国外参加考试的学生。我儿子的高中班级中，一名当年崇文区的中考“状元”，也是在高一学年一结束，就出国读高中去了。”

很多人看到中学生出国读大学，都会觉得他们是想避免与“千军万马”一起高考这条“独木桥”。

但是，这位父亲认为，这些出国读书的学生中，不乏学习能力并不低的人，所以“很难单纯用躲避高考来形容这些出国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学生们”。

这些选择出国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中，不敢说全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升入北大、清华的学习实力，并非夸张。而问题在于，北大和清华还值不值得那么多人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

“一个曾在《纽约时报》负责报道教育新闻的记者，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某大公司谋得了一个驻中国的职位。一次，在与我谈起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后，感慨地说，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创意的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当年在中国参加高考，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华的。”董郁玉也坦言，在中学生出国的潮流中，无论以中国的眼光还是以美国的标准，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可造之材，其中也不乏家长砸大价钱把孩子送出国，用一辆豪车换儿子一门课及格的“趣闻”。

在文章的最后，董郁玉引用了《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的观点和结论：美国的对手永远赢不了未来，美国的中国人将战胜大洋那边的中国人。

弗里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说，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干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弗里德曼还断言，美国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因此，这边的中国人将战胜大洋那边的中国人。”至于事实是否如此，这位父亲也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恐怕得问我儿子他们那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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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夫:“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在《我要去美国读大学》一开篇，董郁玉的儿子董一夫就写到，他将父亲的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那位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他，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她观念发生的变化，董一夫一点都不奇怪。还写到，几位来自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的哈佛博士生的朋友曾不止一次地劝他，“一定要出来读大学”，并告诉他说“出来之后才知道大学的时间浪费太多了”……接下来，他主要针对了中国和美国的学校面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有创意的思考”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教学方法。他先举了自己在美国上学时，写读书笔记作业时的经历：他起初是用国内语文课上的“读后感”模板来应付读书笔记的，结果在老师眼里，这样的读书笔记“问题一大堆”，在他看来，老师的评价简直“太伤自尊了”：

我实在弄不懂，他的那些问题和我读过的书有什么关系。大概在头几十篇读书笔记中，老师几乎在每一篇批语中，都写着“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给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知道看别人的书，为的是生产自己的想法。……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业，其实就是在教我思考，启发我思考，“逼迫”我思考。为了完成这种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业，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上网找更多的资料。慢慢地，“朱笔御批”中的内容变成了“商榷”和探讨，而有时则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两个英文单词：“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读书“写作”的结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个学期末，不仅在数学和科学，而且在戏剧等全部八门功课上，都得到了A。接着，他举了在国内上学时，老师面对需要“谈自己的看法”的题目时的态度，并且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许多题目，“在教科书中是无法找到‘标答’的，仅罗列史实也是不行的。”

我们的考题中，也有看似需要“创意”的题目。一次，高一政治考试中，一个题目需要“谈谈你的看法”。在试卷讲评时，老师“爱怜”地对在这个题目上汪洋恣肆却没得分的同学说：“孩子，你真的以为要你谈什么看法呀？！”在同学们心领神会的暗笑中，这些将来几乎肯定都会进入中国重点大学的“精英”，自然而然地给“标答”和“自己的看法”找到了各自的位置。......我知道，如果要回答“对比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尤其是要对政策和人物作出“谈谈你的看法”的评价时，那是需要一定资格的。但是，试想，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断发表看法的人，和一个进入外交部门才知道外交为何物的人，在对世界大势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哪一个更有可能把握得恰当一些？

随后，他还写到了自己发现的一个事实：在国内教育里，需要加入自己的创意的思考，是“非主流”的：

需要创意的思考，在国内学校属非主流。为SAT备考，为AP备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间免修英语课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时刻警惕着，不能让那些激荡你大脑的问题闯入“标答”的地盘。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还只有2个必修的学分。而类似（引自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创意的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只是被列为选修课，而在其他学校，类似这样的课程，可能都没有被列入选修课表。好在当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完在田纳西大学举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总决赛后，我知道了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在文章的最后，董一夫承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能学到多少知识，取得多大的成果，始终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他说曾经有一个海归姐姐对他说，“千万别以为到了美国就自然会说英语。”他还写到，他同样知道，”到美国读大学，也并不一定就会用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国门，修行当在我个人啦。”不同的选择意味着未来的留学生活将会有不同的学习、生活、文化体验。无论排名还是环境，遵从你的内心选择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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