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俄罗斯人的怨恨情结

怨恨，简单地说，是嫉妒、嫉妒和仇恨的混合体。美国历史学家莉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告诉我们，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落后国家总是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在模仿的过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眼中，被模仿的人也是高人一等的（否则就没有模仿的必要）；另一方面，被模仿的人也会被模仿。另一方面，相互接触本身往往凸显了模仿者的自卑，因此通常的反应是怨恨。

具体来说，产生怨恨的社会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条件是模仿者相信自己和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理论上是平等的，因此可以互换（即有可能赶上）。第二个条件是模仿者觉得两者实际上并不相等。无论群体成员的个人气质和心理构成如何，这两种条件的存在都会产生群体怨恨的倾向。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这些精英的思想成为大众民族观念的基因。出于自尊，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不可能接受所有外来的价值观和观念。怨恨往往会导致本土传统中反对外来价值观的元素被单独挑出来并刻意培育，要么是为了与外来价值观竞争，要么是把它们装扮成类似于外来价值观但当地人“已经拥有”的价值观。 ”“事”才能达到心理平衡。怨恨滋生了民族特殊主义的自豪感和排外心理，为新生的民族情感提供了情感滋养。

俄罗斯民族是在对西方的怨恨中形成的。当西方国家（英国、法国）在17、18世纪陆续走向现代化时，俄罗斯还是一个落后、愚昧的农奴制社会。俄罗斯的西化是由彼得大帝（1682年至1725年沙皇）发起和推动的。最初，俄罗斯人羡慕地把西方视为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榜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不仅不把西方视为威胁，还乐观地认为，通过模仿西方国家，俄罗斯可以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进而超越它们，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确实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暂时的自豪感。因此，彼得大帝被称为“祖国之父”。

但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让俄罗斯和西方达到真正平等的地位。直到18世纪末，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仍然落后得无可救药，缺乏自由、平等和对人的尊重。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与西方榜样的差异深感困惑，他们对西方的优越感感到不愉快，以西方为榜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卑和自卑感。对西方优越性和自身落后性的认识，产生了日益复杂的感情，最终转化为深深的怨恨——对西方生存的嫉妒。

怨恨滋生文化相对主义和对普世价值的否定。俄罗斯人开始寻找自己民族的独特性，并重新评估西方价值观。因为俄罗斯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与西方相比，西方不适合作为俄罗斯模仿的模式。俄罗斯必须走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西方已经从学习的典范变成了嘲笑的对象。赞扬西方的俄罗斯人被嘲笑为贬低自己。就连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也被认为是对俄罗斯人的贬低和羞辱。

圣彼得堡彼得大帝青铜雕像

但完全拒绝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俄罗斯没有与西方对抗的资本，而西方的认可也是俄罗斯人希望获得的民族自尊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没有得到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族群的认可，你自己的价值就毫无意义。由于无法超越西方，俄罗斯民族主义精英将俄罗斯定义为与西方相反的模式。他们仍然用与西方相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但通过重新解释这些标准，俄罗斯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得多。西方的每一个缺点，都有它自己的优点；西方所表现出的优势在现实中也存在。 “理性”的价值被保留，但它变得接近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拒绝了它所暗示的个人创造力和自主性。

他们承认“自由”和“平等”是伟大的美德，但不肯承认西方制度是其真正的体现，因为西方的自由和平等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而不是法律和政治的自由。西方人有自由的权利，却生活在真正的奴役之中；俄罗斯人没有法律上的自由，但却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之中。就连他们的农奴也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晚餐吃鸡肉，有些人吃腻了鸡肉，开始吃火鸡。” （叶卡捷琳娜女皇说）。

在怨恨情结控制下形成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和商业文明的。从第一个反对“西方”（英国）的法国——年开始，西方文明就已经与商业社会联系在一起，个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其他后发民族对西方的怨恨（法国已成为西方国家）使“西方=资本主义”成为教条，而俄罗斯人对西方的怨恨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和商业文明的蔑视。计划经济体制起源于苏联，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怨恨的产物！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有很强的自尊心（实际上是自卑感），羞于承认自己落后的现实，对别人的批评极其敏感。对于任何对他们不利的事实，最常见的反应是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并将其放在一边。称其为西方炮制的“谎言”。即使是一些非常自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也不例外。